作者简介

朱康有，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大校，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著作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理论研究》等。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结晶和时代精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具有中华文化的基因。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强调“做人”的道德特性，营造了“修身为本”的文化土壤和氛围，主张执政集团必须根据一定的政德规范及理念“自律”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术语源于儒家后期的“心学”修养方法，而修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就必须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党性修养为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

坚持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都摆脱不了的宿命。“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探讨“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厚植“自我革命”的文化基因，能够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资鉴。

“修身为本”的文化土壤和氛围

从历史上看，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其实源于对社会各种思潮的抉择。汉代统治者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从大一统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出发，选择了儒家作为主流价值观——构建秩序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单一的、主导的，否则易引起混乱；“罢黜”和“独尊”都是治理主体的自我选择与认同，并非在全社会层面禁绝其他思潮和学术流派。春秋末期诞生的儒家学派从“百家”中的“显学”，跃升为汉以后中央集权国家一元学说并不断得到了调整、巩固。儒家基本教义虽源于孔孟，但之后实际上也汲取和容纳了法家、道家思想，唐宋后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家观念，表现出相当强的政治文化思想张力。

“儒”的起源固与“相礼”职业有关，而作为以先秦孔、孟、荀创立的学派，一开始即与政治活动有关则是无疑的，他们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政治教化。孔子担任过鲁国大司寇，孟子的语录劝诫多是围绕“王侯”展开的，荀子“祭酒”地位影响非同小可，他们的弟子中有相当一些人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学优则仕”也是儒家倡导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出路。因此，儒家学说的发展壮大与其致力于家国天下“外王事业”的关联毋庸置疑。与家国治理活动关系更为紧密的儒家政治哲学，不止体现在一系列为政格言、举措、条文上，背后显现的也是基于人性自我进化、改造的思考作为支撑，政治活动伦理则表达为“内圣外王”人格理想塑造的推衍。反过来，一些官员的腐败和堕落，究其深层根源，乃因“做人”之“道”和“德”最先出了问题。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认为同样如此，“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经典《大学》开头这句话最鲜明地体现了其思想旨趣。就是说，无论做官不做官，自觉的“修身”皆为根本，所有的社会成员无一例外。这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要求，也是“人”之成“群”的社会性要求。孔子主张通过“仁”、孟子主张通过“义”、荀子主张通过“礼”来学习、修养，使每个人都能“以身载道”。人之力量来源于“能群”，即只有组成社会团体，才能让人变得强大。因此，“修道”之目的也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完善，也是为了“安人”“安百姓”，使作为群体的人类社会在秩序稳定中发展进步。统而言之，无论为己还是为人，均应“修己”。人之道，就是内“仁”外“义”（“礼”），谓之“善”道亦无不可：做人做事，从头至尾，都是合乎一个“善”字，我们这一生可以说完成了“人道”，且达到善终。儒学还用古代人们射箭的礼仪来比喻做人（“仁”）之道：射箭讲求先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好，自我心理稳定、形体正直而后才发射。推而言之，“反求诸己”是说做人没做到位，要从自身找问题的根源，怨天尤人就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即便作为领导的人犯了错也是这样去“寻根”，不仅不能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属下身上，甚至属下犯了过错，也要把他们的过失或罪责担当过来，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

造就一个理想的人格及至健全的社会，儒家不仅善于从“内圣”推出“外王”，还从“外王”反向后推“内圣”的要求。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本”，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组成部分”。用今天的科学术语讲，天下这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由国家有机体构成的，而国家又是由家庭有机单位组成，每个家庭又分解为个人最小的“细胞”。如果每一个个体的修身做好了，家庭、国家、天下都能相安无事，此之谓“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清正廉明，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自觉自律是人向上向善的内在动力。中国人历来强调‘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强调‘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这针对的不只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修养，同时讲到了做人的一般修养。比如，很多人以为廉洁仅仅是官员的要求，与普通大众无关。其实，廉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不仅被视为“仕者之德”“国之大维”，亦被视作“人生大纲”。官员的廉洁源于文化土壤的涵育，源于一般人处理“利”和“义”关系的正确认知。为此，“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有机融合。毛泽东同志把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并提，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1939年发表后成为延安整风干部必读文件之一，周恩来同志1943年曾撰写《我的修养要则》并终身奉之不渝，他们都创造性地把自我修养与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融合起来，对于增强党的纯洁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并提，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比如，2025-08-06，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以“德”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养成就是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全社会传承和弘扬“修身为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可以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宝贵的思想滋养。

“政者正也”的执政规范及理念

从“修身为本”的社会文化延伸到治国理政，对执政集团自身的规范就不单单是靠外在的法治来约束权力运行、政治作为。无论是儒家主张的“政者正也”，还是道家提出的“以正治国”，都指向了为政者的自我调整。“德政”固有施惠于民的内涵，“以德治国”也含有以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德”的主要含义（原始意蕴为心正、目正、行直）乃“自律”的体现：通过内部的制约与修养，间接达到“外惠于人”。周初统治者已经从夏、商覆灭的教训中得出“明德慎罚”和“保民”的道理，把天下兴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统治者自身的行为后果。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神”“帝”都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和化身，只是有些上层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春秋末年，孔子比较完美地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汉初董仲舒则进一步阐释了“德主刑辅”在大一统国家治理层面上的意义。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这一教训深深烙印在后来统治者心目中（尽管他们也没能最终逃脱历史周期率）。“春秋责备贤者”，孔子修订《春秋》，对贤者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那些叛乱的奸臣、祸国的贼寇更是因此而感到恐惧无比；中国历史文献中充斥着大量此类的微言大义、警示之语，修身和自律需要从做人的一般要求过渡至统治集团治理国家的自我鉴戒上。

作为学科体系的现代领导学、管理学，眼光是向外的，侧重讲管理者如何把人、财、物管好、用好，管理主体似乎游离于管理对象之外。奇特的是，中国式的传统管理思想恰恰相反，它主张的是“自正”而后才能“正人”，管理者先管理好自身才能去行使管理权力，否则管理活动无法最终彻底进行下去。不过，这一点正好反映了传统治理的“死结”与悖论。作为统治阶级如果无法克服自身内在矛盾，将走向命运的终结。尽管如此，传统管理毕竟包含了对治世之道规律性的认知与总结。

“政德”既是治理者阶层的职业规范，更是政治活动的行为规范。除了对少数为官犯罪者实施刑法制裁外，对大多数士大夫阶层的言行规约不可能普遍采取被他者革命的手段，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基于自我革新与完善的“政德”制约。显然，“政德”要比普通“做人”之“道”标准高得多。平头百姓德性修养差一些，影响的只是家庭或家族等周围成员，而为官者的“德行”波及面很广——“政德”有失，那就是孟子讲的，不仁的人如果处在领导者的地位，就会在民众中散布他的罪恶。由此，官员的私德与公德往往密不可分。各级官吏的修身治己，是治国理政的起点，此即“治国必先治吏”的要义所在。“修身”是自我人格的向上完善化，要去除心之不正，纠正行为之不正，从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中国共产党历来崇尚以德立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此处讲的干部“以德修身”不仅比普通民众高，也比传统的政德规范更严，“立威”和“服众”已经提升到领导和管理的艺术上。在孟子的思想中，谈到了两种“服人”方式的比较：“以力服人”，靠武力、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并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因为力量不够（反抗）罢了；“以德服人”，靠道德感化、人格感召，他人才会真正心悦诚服。因而，我们说仅靠权力支撑架构，单以法规制度治理，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都知道，源头清澈流水就清澈，源头污浊流水就污浊；上位者的身行与所好即标准、即根源。越靠近权力的中央，就越要加以“自修”——自己“修理好”自己，否则，权力越大，越容易滋生腐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儒家政治哲学始终离不开对“王道”与“霸道”的辨析，其更注重将合法性奠定在道德基础上，重视发挥真理和人格等非权力的作用和魅力，使权威显得不仅人性化，亦使之正面的潜在影响更加持久。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道德教化是国家的基础，只有夯实根基，国祚才能更加稳固，这些思想为后代政治家们所继承。大量事实说明，有德才有得，有诚才有成；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标准。切勿把道德等同于一般的“做好事”而已，以为很容易做到，其同样涉及深刻的内容甚至“善巧方便”。比如，讲到“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这句话，就涉及到道德学问的方方面面。

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最大威胁、最大风险（引起内部变质、变色、变味），因此，需要“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并将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永远在路上的自我革命。同样，古人认为，廉洁不只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且关联政治公正、治乱兴亡。官吏如果不廉，就会滥用权力，徇私枉法，坑害百姓；吏治腐败，标志着治理形势走向衰败。“廉者，政之本也”，把“廉”的含义引申至政治领域，明确提出“廉政”的概念，道出了“廉”与“贪”对政权建设的重大影响。中国最早建立了监察制度，并将其置于国家主要典制地位。各个朝代对监察立法都有建树，从未间断，且监察方法多样，惩治严厉。如明代颁布了《醒贪简要录》，规定贪赃至60两以上枭首示众，处剥皮之刑。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阿房宫赋》这句沉痛的提醒尽管犹在耳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悲剧依旧周期性上演。

“心学”修炼隐含的解决途径

阳明心学可谓儒家文化形态发展到后期最有内在深度的一种系统创建。这一思想，偏重“内圣”修养，吸收了唐宋以来佛道方法，承接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等不同时期理学代表性人物的观念。确实如此，中国文化史的三种主要思想儒、释、道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儒家讲修身养性，道家讲全性葆真，佛家讲明心见性，皆聚焦到“心性”精髓的圆满修持上。不过，历史上对“心学”的评价毁誉参半：清初顾炎武等著名学者把明灭的原因归为心学的空寂泛滥，而近代以来东亚亦有不少人士对心学修养推崇备至。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保留了“修身养性”的历史文化意蕴，又赋予“心学”党性教育的新内涵；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重申“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那么，“心学”及其发扬究竟能给“自我革命”提供什么样的修炼方法呢？

明代理学家薛瑄认为清廉自守有三种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这些看法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颇有相似之处。其中，不想腐是根本，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让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摒恶扬善。只有把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按照心学见解，“一念发动”不正，本身就已违背“一念入微”的修养要求，意识活动中的此“行”是引起以后外显恶行的萌芽。这是王阳明所讲“知是行之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的含义所在。他把引起行为的动机和心理隐微处的活动看作“行”，虽遭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但从修养的角度看不乏有新意之处。实际上，这里提出了要从意识修养、培育志趣、端正情趣入手的重要性。王阳明还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明中后期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王阳明受上命平乱，他召集临时兵马，运用智谋，平定拥有二十万之众的宸濠之乱，实属极为不易。他后来则说，打败山里的贼寇比较容易，而想要击败心理的阴暗面就非常困难了。实际上就是反映出革外面贼人之命当然不易，但革向自我心中的“贼”更难，打败“糖衣炮弹”的诱惑甚至比取得“真枪实弹”的胜利更加困难。贪欲的危害何在？“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说大一点，人类自我的欲望就能把自己推向覆灭。“‘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这些论述的一个源头活水，显然就是历史上心学的实修实证。

如何做到“强化自我修炼，正心明道，防微杜渐，做到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对此，心学不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说教上，而是提供了深层的修养方法予以化解。按照心学的观念，身心修养不太依赖于外在名利和权力的支撑，而是从心理层面彻底化解并消除因做社会事业带来的各种束缚。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华心学蔚为大观，能够为意识的深度修养提供丰富的镜鉴。心性修养至深层，如古人云，即使是看待尧舜这些大圣人所建立的宏大功业，也只是太虚中的一点浮云而已。如此境界，亦即处理“功成”中“无我”与“有我”的恰切辩证关系：“功成必定有我”是一种历史担当，而“功成不必在我”则是一种思想境界；“有我”与“无我”结合起来，体现了在实干问题上应持的辩证法。

强大的政党都是在自我革命中磨砺锻造出来的。我们已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除了教育宣传等外在手段，发挥主体能动性才是真正的内因。而今，“共产党人的心学”赋予了“心学”更加丰富的内容：党性修养为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又“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说明动态的社会事业反过来对内在的自我革命也能够起到正向的作用，这也是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一条根本途径。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17期（注释从略）

原文责编：肖晗题

原文美编：周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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